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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vember 24 外公和外婆 外公得的是神经官能症,神经官能症就是其实没有病,但他自己老是觉得有病,于是他就真的有病了。外公觉得自己喘不上气来,呼哧呼哧的,老是憋气憋得脸色发青,嘴唇发黑。但是带去医院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,他睡着的时候呼吸也特别顺畅,连以前震天响的呼噜都不打了。所以他经常白天连着黑夜地睡觉,有的时候白天睡够了,晚上睡不着就躺在床上呼哧呼哧地喘气,总是吵得外婆睡不着觉。 November 15 老了 我渐渐觉得自己有些老了,也不是因为华发初生,也不是因为容颜衰老,而是因为我的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有一些人他们是不会老的,因为他们的心不会老。
我跟以前不一样了,“爱憎分明”这个词似乎已经从我的人生字典里抹掉了,不知道是是非观混淆了还是因为我越活越回去了。对于我来说只有投缘的人和不投缘的人的区别,投缘的人渐渐就成朋友了,不投缘的就避得远一些,人生在世短短数十载,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难受。我也很少跟别人辩论了,这个世界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,价值观不一样,对问题的看法自然也是会不一样的,辩论也辩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而我以前,似乎是很喜欢说服别人的,一直要说到别人承认我是对的才罢休,才会有一种成就感。而现在想起来,或许那时候,很多朋友只不过是不愿意再跟我作无谓的辩论罢了。
对于自己很喜欢的东西,我似乎也不像从前那样,非要自己拥有才觉得高兴。我还记得以前杭州桂花开的时候,我经常会偷偷摘一个树枝下来,后来来了北京之后鑫萍还专门给我收集了一大袋的桂花给我寄过来。而现在,已经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了,觉得桂花就让它待在树上自然地谢了挺好的。
以前当发生一些特别不好的事情的时候,我会后悔,会假设当初,会假设如果我更强大,会自责。而现在,很多事情不会再强求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,我不能随便地去改变什么,就算我真的以好意去改变,别人未必领情,就算是领情,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。
以前总觉得前面更美好,而现在更加懂得珍惜现在的一切。以前会顺着众人的眼光去评判事物的价值,现在知道了很多别人觉得很好的东西,未必是自己需要的。而自己要的东西,或许众人并不一定觉得好。
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样挺好的,但是有的时候又有一些担心,这似乎是一种暮年的心平气和。不过还好,唯一让我欣慰的就是我还没有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,也还没有失去对事物的感知力,依然会悲痛,依然会迷茫,这足以证明我还不足够老。
这或许是另一悖论,因为我不够完美,所以我才是年轻的。 November 14 往事这几日看书到深夜,放下书的时候竟然会想起一些很久很久之前的朋友。也许人的记忆也是需要出口的,如果你太久太久不去理会它,它会挣扎,会提醒你它的存在。这些记忆因为太过久远,只能在深夜的时候从绵长的记忆之河的河底泅出水面,吸一口气,然后随着睡眠重新沉入记忆底部。这些记忆里的人们早已不见了踪影,它们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孤证,必将渐渐模糊,渐渐消逝。
我很小的时候就上了小学一年级,关于一年级的记忆已经不多了,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每次被同桌那个隔壁村的“恶霸”饱以老拳之后的痛哭。那个“恶霸”在我脑海中早已面目模糊,而他那句“你要是敢告诉你爸妈,我就打死你”的威胁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。
后来妈妈还是知道了我在学校的“悲惨遭遇”,但是那时我已经念完二年级了。虽然我的成绩还算可以,妈妈果断地让我转学,留级。于是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念小学,离家很远,远到语言不通,远到我一个人绝对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那是一个乡村小学,总共只有四个班,总共只有两个教室。二年级和四年级在同一个教室,一年级和三年级在同一个教室。我重读二年级,全班十一个人。我仍然是全班年纪最小的学生,同学和同班的四年级“学长”都亲切地喊我“小玲玲”。
两个班长
在我去之前,这个十一个人的二年级班已经有一个正班长,一个副班长以及一个学习委员了。正班长是一个个子比我高出一个头的女孩子,一头利落的短发,名字叫做陈担丹。
那时候每次上课之前老师走到班门口,班长会以响亮的声音说“起立”,然后全班同学齐声说“老师好!”之前,我一直特别羡慕班长的这个“义务”,年幼的我对那一声“起立”几乎有一种深深的敬畏和迷恋。当陈担丹知道我的这个想法之后,立刻对老师说,我们俩轮流喊,一人一个星期,于是这个十一人的小班奇怪地出现了两名班长。但是所有的同学似乎都不以为异。
还是陈担丹,每次跳皮筋的时候都会主动跟我一组。因为我个子小,跳皮筋跳到最后,我总够不着他们高高举过头顶的皮筋,担丹个子高,我们就分工合作,所以我这个跳皮筋总是输的人也总是能享受到胜利的快乐。
蝴蝶结
从小我就特别希望自己能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梳一条长长的马尾辫,但是因为妈妈特别忙根本没有时间替我梳头。所以我的愿望也只能停留在想象和羡慕的阶段。
转学之后妈妈把我托付给了阿姨,她有的是时间和精力,于是我的头发就开始养长了。直到有一天,阿姨用皮筋给我梳了一个高高的马尾辫。我永远不会忘记,那天,班上那个梳着长辫子的女孩(我已经模糊了她的名字,只隐约记得好像叫什么娜),把她头上的蝴蝶结解下来,放在我的手上,对我说:“扎上一个蝴蝶结就更好看了。” 那个蝴蝶结其实只是一条长条的丝带,透明的,淡紫色,她熟练地把它打成一个蝴蝶结的形状,然后放在我的掌心。在那以后我每天都戴着那个蝴蝶结,每天。
我只在那里念了半年书就又转学回家了。回家之后妈妈依然很忙,于是在我那满头的长发纠结成稻草之后,就被剪了,那个蝴蝶结也就不见了踪影。
而从那以后,我当过团支书,当过学习委员,但是我再也没有当过班长,也再也没有喊过“起立”。我曾经跟他们通过信,只是后来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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